新笔下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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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部分（第1页）

他说：反革命偷盗罪。偷盗国库大米。

我很惊讶，我说：你为什么要偷盗国家财产呢？

他说：家里断了粮，就算我饿死了，我两个妹妹怎么办？

一种遥远的悲伤像雾一样笼罩在老知青的眼睛里。刘义扔掉毛笔，身体坐得挺直，我听见一个破碎的声音从屋顶深处飘落下来：我一生都在逃避苦难，逃避是因为还有期待。我走过千山万水，寻觅自由家园……这就是我写诗的惟一理由。

6、批斗

“文化大革命”那年，侯景贤勾结粮库工作人员冒领国库粮食，也就是犯了偷窃罪。这一年他15岁，被挂上黑牌子游街批斗。他挨过许多打，就像路边的一块石头，任何人都有权对他拳打脚踢。我的惊讶在于，他伤痕累累，居然没有被打坏打残，比方坐在轮椅上，落下后遗症、骨折、偏瘫、终身残疾什么的。刘义解释说：我自幼习武，家里有个祖传秘方，专治刀棍内伤，百治百灵。我连忙问他祖传秘方是什么？他说：早起喝自己小便。尿。

我们一起大笑，笑得都有些哽咽。

一次侯景贤被押回母校批斗，老师还是那些老师，教室还是那间教室，他却由当年的三好生变成少年犯。他的腿有些发软，头夹进裤裆，因为他知道台下有他亲爱的妹妹，她们是他惟一的亲人。哥哥可以忍受一切拳打脚踢，但是却无法阻挡射向妹妹心灵的利箭。他从前的班主任，一个曾经令他无比崇拜的女教师，咬牙切齿地揭发学生说：侯景贤为反动老子翻案，散布其父曾在台儿庄与日本人打仗的谎言。他十一岁就写出反动诗歌《登山》，直接影射我们伟大的党和毛主席……

那一刻，少年头重脚轻，他想大声争辩，说明那不是事实，他父亲确实上过抗日前线，负过伤，而他写的诗歌是一首得奖的校园诗。他没有撒谎，也没有影射什么，他是多么愿意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啊！但是没有人听他辩解，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，那一瞬间，少年人听见自己的灵魂轰隆一声就跌倒在飞扬的尘埃里。

另一次批斗是在母亲工作过的地段医院。在少年人的灰色记忆里，母亲生前这座医院保留着他们家庭最后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。然而这一天少年人的天空注定要彻底垮塌。医院人头如潮，喇叭里不断响起火车一样轰隆隆的革命口号。当他像只可怜的小狗一样被押上台来，台下许多人就坐不住了，有人动口，有人动手，还有人又动口又动手。侯景贤看见两个熟悉的阿姨，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会计，她们都是母亲生前的邻居和同事。女医生揭发侯家暗藏国民党反动匕首，以图变天之日对革命群众实施阶级报复。女会计则揪起他的头发，撕他的嘴，拧耳朵，兴奋地尖声嚷道：他狗爹是老反革命，他是小反革命，他狗妈是个＊……

少年人浑身血液“轰”地点燃了，他疯狂咆哮：我要杀人！杀你们全家！

会场沸腾起来，像火山爆发。一个阿姨奋力把他的头按在地上，像强迫牲口饮水，另一个阿姨脱下皮鞋猛击他的脑袋。侯景贤觉得脑门轰地一炸，一股滚烫的东西从鼻孔嘴巴里喷出来，跟拧开水龙头一样。然而这种东西不是水，也不是血，而是一种亮晶晶的液体，俗称“脑液”，传统说法就是脑子给打漏了。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理论，否则我的朋友刘义早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2000年，刘义在曼谷对我讲出两个阿姨的名字，那是两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，普通得好像草坪里两棵毫不引人注目的小草。刘义说，两个女人都没有好下场：一个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进了劳改队，另一个女儿遭轮奸致疯。我仔细看看他的眼睛，然后问他：你还在被仇恨所折磨吗？

他叹口气说：仇恨曾经改变我的一切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渴望复仇。但是后来我变了，尤其是当我经历更大的苦难之后，我开始原谅了那些人。她们何尝不是受害者呢？

刘义说他现在常犯头晕，这是那个暴力时代留给他的终身纪念。

7、逃亡

1968年，知青轰轰烈烈奔赴农村边疆，侯景贤也随堂兄一道从昆明来到“外五县”当知青。侯景贤原本不在下乡知青之列，他失学已久，属于社会青年，但是他更乐意下乡，因为城市早已容不下他，那里充斥着阶级斗争的恶风险浪。许多年后刘义说：我必须离开城市，对我来说边疆意味着自由。别人下乡哭哭啼啼，好像下地狱，只有我心中充满喜悦，那种感觉像什么呢……像鱼儿放归大海，鸟儿飞出牢笼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一纸内地人保组（公安局）的通缉令飞往边疆，通缉对象为“畏罪潜逃的反革命分子（未定性）侯景贤”。

我问刘义：你父亲是国民党少校，关押在牢里，你为什么偏偏选择参加游击队？

刘义回说：那时候我偶然读到一本在知青中流传的小册子，书名叫《格瓦拉日记》。切·格瓦拉你知道吗？他是南美洲著名的游击队英雄，我觉得自己找到一条光明道路，那就是参加外国游击队。我决心用支援世界革命的行动来证明自己，回击别人对我的错误批判。

于是在许多年前一个多情而柔软的黄昏，天光像箭矢一样在清澈的瑞丽江上游弋，一个名字叫做侯景贤的知青逃亡者踽踽出现在我的视野里。我看见他是那样年轻单薄，嘴唇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软软的胡须来，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学生服，裤腿高高挽起，蹬一双黄球鞋。我看见他的人生足迹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，像留在荒丘深处的一条虚线，然后迎着我的目光走过来。

一直走进2000年的热带都市曼谷。

1。雨季

1971年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发生一起群殴事件，斗殴双方分别为农场复转军人和知青。该团领导出动武装民兵逮捕知青一人，管制十余人，批斗数十人，并将该案定性为“反革命暴动事件”。

1973年，一位新华社记者途经该团偶然听说这起事件，职业敏感促使记者开始对知青状况进行调查。一个多月后，一份呈送给党中央毛主席的《内参报告》被秘密送往北京。其中有如下披露：……第18团有31个单位，其中23个单位发生过不同程度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。……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48人，被打知青110人，遭受三十几种刑法，有的被打致残，有的内伤严重，有的精神失常，有的自杀（未死）……手段有二15种之多，例如：吊半边猪，猴子捞月，背扁担，跪劈柴加踩杠子，跪砖碴，老牛扳桩，捆上后用钢筋搅，吊在空中往墙上撞（称撞钟），罚烤太阳，冬天浇冷水，等等……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情况，派出联合调查组赴云南进行调查，并于当年八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外公开上述材料。周恩来总理批示说：　先念、登奎、德生、国锋、洪文、东兴同志：此等法西斯行为，非立即处理不可。　李先念副总理批示说：送国锋同志阅。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员，是国民党，至少是国民党行为。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？省委、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？叶剑英批示说：事态严重。请电告昆明军区派人查报。

随着调查深入，摧残迫害知青的严重社会问题逐渐曝光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仅1970年——1973年，全国各生产建设兵团（独立农垦师）以及各省市自治区，此类案件竟然多达几十万起，其中有的已经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！

2。花季

1991年，我去到四川某精神病院探望一个病人，病人是个中年妇女，她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任何人。据医生介绍，病人陷入严重精神分裂，基本上没有痊愈可能。我所以要去探望她，是因为她曾经是个兵团知青，十九岁那年被干部奸污。后来回城结了婚，但是那个丈夫不知道怎么听说了妻子在边疆的遭遇，精神很受伤害，就坚决地离开了她。女知青至此孤身一人，背了很重的包袱，再后来工厂破产，她也下了岗，四十岁那年她就疯了。

我隔着铁栅栏远远地看了病人一眼，那是个头发焦枯的活死人，戳在地上像半截木桩。她对我们这个日渐纷繁的世界已经没有知觉，她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。一年后我们听到女知青离开人世的消息。她把自己变成一只鸟儿从楼上飞下来，飞向蓝蓝天空，享年四十一岁。

18团卫生队长孙涛，45岁，河北河间县人。1945年入伍，19

70年3月调入18团任卫生队长。副营级。奸污女知青11人，三人堕胎。占卫生队女知青人数一半以上……

李文峰，30岁，贵州石阡县人，18团20连指导员。正连级。奸污、调戏、猥亵女知青15名。被奸污女知青中有二人跳河自杀未遂……

——摘自联合调查组《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部

分干部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调查报告》

第16团5营3连连长陈忠友，有妇之夫，奸污、调戏女知青11

人，女知青上山割胶，听见树叶响都以为连长来了……

9营2连连长田宫成，有妇之夫，奸污上海女知青多人……（略）

——摘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《情况反映》（　1973　年第　4号　）

第10团司令部参谋孙小虎（正连级），有妇之夫，长期奸污三名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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