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笔下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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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部分（第2页）

斗转星移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，先生的书也成了经典，是一个时代留下来的经典。但今天，它却要遭受从中学语文课中撤下的命运。

在这一进一退、一上一下之间，今天的我们对于经典的态度完全大白于天下。这种态度蕴藏着时代思想文化的所有复杂的因素。它的掉头，寓意了我们我们这个时代的什么呢？

七

先生渐行渐远。他的身后，本来狭隘的小道，已然荆棘丛生，重新淹没在荒蛮野草之中。

黄昏过后，暗夜又一次来临。我摁亮台灯，再一次抽出薄薄的《故事新编》，走进先生用文字筑起的世界，孤独地品味着世间的永不谢幕的荒诞剧。（引论完）

第一节　　走向批评

暗夜般的中国

暗夜，是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基本评判。

在鲁迅看来，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如漫漫长夜，暗无天日。无数罪恶与愚昧在这暗夜里横行，无数鲜血与泪水在这暗夜中流淌。一生被压迫着的祥林嫂在暗夜中死去了；革命者夏瑜的血在暗夜中被华老栓作了人血馒头；狂人在有月光和没有月光的夜晚看清了“吃人”的世界本相；单四嫂子在暗夜里失去了唯一的儿子；在吉光屯，白昼如夜，昏睡的人们点着一盏永不肯熄灭的“长明灯”。他的《野草》，则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暗夜中驳杂的生命痕迹，在二十余篇散文诗中，竟有八篇以梦开始（梦本来是暗夜的产物），生与死、爱与恨、友与仇、人与兽，处处都是暗夜中的挣扎，处处都是梦幻一般的虚无、偶然、不可捉摸。有人将西方的中世纪称作黑暗时期，而鲁迅所面对的中国，不正是中国的难以走出的中世纪吗？中国非人般的奴隶们，或在这暗夜中煎熬，或在这暗夜中自我挣扎、互相杀戮，或在这暗夜中永远沉睡。

暗夜只是个隐喻。鲁迅先生首先是个文学家，其次才是思想家和人生哲学家。文学家是表，哲学家是里。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把握方式首先是文学的或曰形象的，学理的与逻辑的把握方式则寓于文学的形象之内。他喜欢隐喻，这种形象的手法有时比严密的逻辑具有更丰富、更准确的描述能力。把中国社会现实喻为暗夜，正是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各种罪恶与愚昧的形象描述。

到底是中国社会什么样的特性让鲁迅将之喻为暗夜呢？在他看来，这首先是个非人的社会。在这个社会中，人的本性、人的生命与价值没得到应有的尊重，没有可以安放的方寸之地，个人的自由与尊严，更是遥不可及。民众成了专制者随意践踏与剥夺的物件。他说，“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‘人’的价格，至多不过是奴隶，到现在还如此，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，却是数见不鲜的。”

为维护这样的非人统治，统治者又使它成为“瞒”和“骗”的社会。在统治者看来，愚人之法即是治理之道。“人类升为万物之灵，自然是可贺的，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，却很使圣君、贤臣、圣贤之徒，以至现在的阔人，学者，教育家觉得棘手。”因为统治者毕竟还不能像细腰蜂那样完全麻痹人民。在此境遇下，中国的文人则多数成为统治者的同谋，用“瞒和骗”的文艺麻痹民众，成为统治者的帮凶，他们只是“万事闭眼睛，聊以自欺，而且欺人，那方法是：瞒和骗。”

统治者长期以来的瞒与骗，又使得中国成了一个愚昧与麻木的社会。革命变成了闹剧，鲜血成了治痨病的良药；单四嫂子儿子病危之际，伸来的不是援助之手，而是乘人之危，四周是无边无际的冷漠。面对革命者的杀戮，是伸长脖子看热闹的无聊看客，是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”。因而，鲁迅作出了惊世骇俗却直达本真的结论：“所谓中国的文明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给人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，所谓中国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厨房。”

可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厨房里，都生活在这样的暗夜。非人、扭曲、没有希望，这就是暗夜，白昼也需要点灯的暗夜。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，像无边无际的暗夜一样的中国的社会现实。

在暗夜中突围

面对暗夜，青年鲁迅是踌躇满志的。他没有坐视，他从来都是个行动主义者，他要代表中国思想文化进行突围。他“在年青的时候曾经做过许多梦”，他有强烈的改变这暗夜的欲望与责任感。

当鲁迅明白了自己的暗夜处境时，他首先做的，就是弃医从文。他决定投身到文艺活动之中去，立志用文艺改变这国民、改变这暗夜。因为他“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，凡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……第一要著；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；而善于改变精神的；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了；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”接受过西方现代思想熏陶的鲁迅，就这样投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了。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，即是用西方理性主义思想对中国民众从零的起点上进行的启蒙，进行的是一种“横的移植”式的启蒙。

一方面，他竭力将西方文化中最为基本的科学、技术、历史、文化与文艺介绍到中国来。1907年，他完成了其早期思想的代表性作品《人之历史》、《摩罗诗力学》、《科学史教篇》及《文化偏至论》，1908年又完成了《破恶声论》。这些作品，常常成为鲁迅研究者对其思想分析的基本资料。事实上，这些作品包含了鲁迅的世界观及对东西文化中许多关键问题的理解，并且成为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，几乎涵盖了鲁迅思想的所有重要问题。但如果从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来看，写作这些作品的行为，则充分展示了一个富有世界眼光的、对改变黑暗中国充满信心的思想者的形象。林贤治先生在对比鲁迅与卡夫卡时曾说过十分精辟的一句话：卡夫卡只有天堂，没有道路，鲁迅则只有道路，没有天堂。这对于鲁迅一生的精神特征的概括是十分准确的。但在早期的鲁迅眼里，世界仍是完整的，道路与天堂并没有分离。鲁迅企图用西方的科学、文化、历史观、文艺来改造中国，而他亲手做的，就是将现代西方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来，用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、科学精神来来重新塑造现代中国文化，用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精华来点亮暗夜般的中国。

另一方面，他开始致力于思想文化的传播。他和当时的很多青年一样，寄希望于办报刊来推进文艺运动以影响和改变这个暗夜般的社会，推动中国社会在暗夜中新生。可是，就在他的《新生》快要出版之际，曾经一起谋划的“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”。《新生》腹死胎中。它的失败，是鲁迅积极改变社会、推动思想启蒙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交战的第一个回合。《新生》的夭折，给热血沸腾的鲁迅兜头泼下了一盆冷水。他“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”有如“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”。鲁迅终于感到，道路与天堂原来并不总是在一块的。

纵观近现代史上，办报刊半途而废者并不鲜见，但大多数人却始终表现为一种“屡败屡战”的韧性与勇气，为何鲁迅却偏偏如此深地感到寂寞与痛苦，难道是他的承受能力太差之故？当我们联系到鲁迅早年由小康之家而中落的生活经历时，我们就会发现，鲁迅的这种寂寞与痛苦，实际是他特有的敏感、忧烦与阴郁气质的表现。而这，早已在他少年时期就已形成，而且终其一生。这种特有的气质，也使他对社会、对人生、对世事始终有一种透彻感、保持一种力透本质的、犀利的、冷冽的目光，使他总是“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；于天上看见深渊；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；于无所希望中得救。”于常人很正常不过的一次办刊失败，对于敏感的鲁迅来说，却内化为一件十分严重的心灵事件，并在他以后的书写中常有提及。在《呐喊。自序》中，他说到；这件事让自己看见了“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”

办刊失败的经验，让鲁迅看到了自己的局限，看到了个人在暗夜面前的无能为力，同时，也让他从踌躇满志中清醒过来；更加明白了自己所面对的暗夜的无比复杂性。

联系到他后半生进行的尖锐的思想文化批评，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鲁迅早期启蒙作品和办刊的愿望，理解为他对推动中国思想启蒙所进行的正面的、积极的、建设性的工作。鲁迅企图以启蒙思想的传播为已任，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切入点，在中国文化的革新发展中作出自己个人的努力。，从而改写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命运。实现启蒙思想的传播，一方面当然需要将西方现代思想介绍到中国来，另一方面，这样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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