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笔下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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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6部分（第1页）

可是，想一想，现代社会高度分工，一个工程师在其本行中精通一切，如果你和他谈政治，极可能是极其愚蠢的。既然如此，即使在文明进化到极高度的时候（我不说共产主义，你知道理由何在），政治也是一种专门的行业，有政治家，他们精心炮制政纲，争取群众拥护，以期取得政权。可是，在台上的时候，他们的地位也不过是瑞士的外交部长而不是大元帅陈毅，下台的时候，当一名教授，这对于民主的神圣含义，又亵渎了多少呢？

何况，现在世界，尤其中国，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，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，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，要不是空洞的理想，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。要知道，人家让你读六本书，读巴黎公社史，目的就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！

再进一步说，人文科学中的一切东西，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，思想永远是灌输的。思想的产生，固然各有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根源（例如航海、商业、手工业、殖民的希腊城邦之产生民主思想，大陆的农业国家之产生专制主义等等），有阶级斗争的根源，但是，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，总还要通过思想家的头脑炮制出来，还要形成政派加以传播，才能形成时代的思潮。多元主义和两（多）党制，适合这个规律，不过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输的思想，不是“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出”的，而是“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”的。这样，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，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；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，民智可以启迪。民智启迪，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。“一个主义、一个党”的直接民主（当然不可能，它一定演化为独裁），唯其只有一个主义，必定要窒息思想，扼杀科学！

1973年4月20日

顾准《顾准文集》

民主与“终极目的”

（一）民主诚然不是目的，那么把社会主义设定为民主的目的又怎样？

问题的焦点是：社会主义实现了，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办？按照辩证法，回答是，实现了，连民主也不存在了。

这个答复，其实暗含着，革命的目的，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——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的、没有矛盾的社会。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，我的结论是，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，天国是彻底的幻想；矛盾永远存在。所以，没有什么终极目的，有的，只是进步。

所以，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，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。

那么，我反社会主义吗？我不。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，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，这很好。我们现在的民主，在其下作政治活动的政治集团和党派，可以，而且大体必定会在这个共同前提下，各自提出自己的政纲和主张。这叫做社会主义两党制。

（二）你不赞成两党制，可是，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。苏联、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，在东方某些国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一个人，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，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？有什么保证？

列宁说什么直接民主。不错，我们见到过初期的工厂苏维埃。可是，这个社会是分工的社会，搞政治终究不免是一种专门的行业，直接民主，不久就会被假民主所代替。没有两党制，散在于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，会被“拥护”的高声呼喊所淹没。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，才会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。56年苏联的历史，24年中国的历史，难道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？

除以上两条外，其他几条你对我的批评，全都同意。至于所谓哲学上的多元主义，无非就是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的意思。关于终极目的问题，如果你有兴趣展开，我倒很乐意和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。

17世纪以来，有两股革命潮流，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，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。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，它们在法国本身，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。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、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。这种趋向，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，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。马克思在哲学、政治、经济学上辛勤努力地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，以及如何成为现实。1917年它真的成为现实了。成为现实了，并不是没有问题。对此，我们谈过，下面还要谈到。

上面这一段话的意思，是想指出，这两次革命都是注定不能成功的。罗伯斯比尔为了保卫革命，打退侵略，不能不破坏资本主义秩序。按照他的逻辑，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拿破仑主义——用拿破仑法典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，用彻底的独裁和对外的军事光荣，既压住资产阶级又压住无产阶级，使两者都为帝国效劳，而不使两者发生激烈的冲突。逻辑上唯一可能的结论是拿破仑主义，他只能为拿破仑清道。但是，《93年》（雨果著）却是马克思——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。

1870年，成功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。姑且假定，公社打败了梯也尔，俾斯麦能听任法国成为公社的法国，像《法兰西内战》所描绘的那样吗？而且，公社内部并没有产生出坚强的领导中心（你对这一点是看透了的），这种领导中心，唯有在1870年以后又过了40年，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工会的领导权，并且为一大批最有毅力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所真正掌握了的时候，才能形成。

此外，公社对镇压反革命和进攻凡尔赛的软弱，是和1793年遗留下来的影响有关的。1793年在欧洲留下来的影响，最深刻的是它们的恐怖主义。要知道，马迪厄的称颂罗伯斯比尔的《大革命史》，是20世纪的产物。直到西方文明传到中国的时候，法国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，是罗兰夫人的“自由，自由，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”。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的反应，是巴黎公社较弱的原因。

正是巴黎公社的失败，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，这才在后代“要革命的人们”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：“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人民的残暴。”现在，1917年有了充分的条件了：革命的专政，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，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。1917年的革命胜利了，而以上这些命题，到这次文化大革命，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。

1917—1967年，整整50年。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。这50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。

1、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，胜利了，可是，“娜拉走后怎样？”

2、1789年、1870年、1917年，这一股潮流，走了它自己的路，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，两股潮流在交叉吗？怎样交叉？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？前景如何？

3、1789年、1870年、1917年，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。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？

关于第一个问题，说过很多了，暂时不补充了，待你批驳后再说。

关于第二个问题，晚近的材料有不少可以深思的。准备多说几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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